张伯驹收购名画《游春图》的传奇故事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被迁出紫禁城，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大量故宫珍宝被溥仪带到天津，后再被携至“伪满洲国”首都长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溥仪仓皇出逃，长春的“伪满”皇宫被洗劫一空，也有不少书画珍宝流落于东北民间。至1946年初，故宫散失书画开始在东北出现，引起了当时国内各大收藏家们的极度关注。不久，这些书画珍宝又陆续现身北平(即北京)。其中就有《游春图》这一稀世珍宝。

后几经辗转，到此时，《游春图》这幅无价之宝已被北平琉璃厂一家古玩店老板穆蟠忱，从长春一家古玩店花很少的银子买下来了。对于故宫珍宝面临散落损毁的危局，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和华北文法学院文哲系教授的张伯驹是一边痛心，一边关注。一天，张伯驹吃过早点，正和夫人潘素在家里论字说画，忽有人叩门。来人是位中年男子，他向张伯驹夫妇悄悄地报了个信：马霁川他们得到了《游春图》，并准备通过沪商卖给外国人。张伯驹听了来人的话后，怒不可遏，大声骂道：“马霁川难道你真要成为民族的败类吗!”他心急火燎、不敢耽搁片刻，急忙来到玉池山房，与正要外出的马霁川相碰。张伯驹便开门见山问道：“马掌柜，听说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手里?你打算怎么办?”马霁川倒也老实承认正在寻找买主。“你开个价吧!”张伯驹极力淡然地说道。马霁川多年从事文物买卖，尤其精于书画，更兼字画装裱名家，深知《游春图》的价值所存，更知道张伯驹是最好不过的买主，两人可谓知己知彼。马霁川说：“只要你拿得出800两黄金，这无价之宝就归您了。”马接着又说：“我可敢敲你的竹杠，这《游春图》举世无双，是真正的国宝。这画要是卖给别人，比如换个洋人，少说也得1000两黄金。”张伯驹严厉地说：“马掌柜，你怎么忘记了你是人呢!这展子虔的《游春图》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谁要是为了多赚几条金子，把它转手卖给洋人，谁就是民族的败类，千古罪人!”据张伯驹所知，马霁川在收购这幅画时所付并不多，现在却叫价800两，明显是虚高之价，根本不可能成交。自己虽也曾家财万贯，但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纵然是倾家荡产，也抵不上此数。为了使《游春图》不落到洋人之手，张伯驹又急忙找到著名古文字学家于思泊，一起来到故宫博物院，报告马衡院长，建议院方收购此画，归国家所有，并致函北平古玩商会，不准此画出境。如院方经费不足，他愿意出面周转。马衡以院方经费不足无力收购作为回应。

张伯驹更加为之着急，无奈之下决定个人出面赌一把。他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先给卖方施加压力，使其不敢轻易把《游春图》卖给外国人，只要留在国内，便可从长计议。于是，他单枪匹马上阵了。张伯驹走遍琉璃厂古玩铺子，到处传话：“《游春图》属于国宝，此画卷万万不能出境。”很快国宝《游春图》在个人手中待售的消息传遍了北平文化界。

马霁川万没想到《游春图》一事竟闹得满城风雨，再僵持下去恐怕于己不利，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同意由墨宝斋的掌柜马保山作为中间人出面周旋，洽谈《游春图》由张伯驹收购一事。当张伯驹最初接到马保山的电话时，曾激动地大声嚷道：“我感谢您，我代表我们的子孙后代谢谢您!”电话一挂，仔细一想，张伯驹又犯愁了。当时，200两黄金绝非一个小数目，对张伯驹来说已力不从心。十几年里，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万贯家财已经用尽，因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表面上家大业大，其实，内里早已困窘了。因此前不久，文物收藏鉴赏家靳伯声为所藏有北宋著名画家、诗人文同作跋的范仲淹《道服赞卷》寻找买主。张伯驹一见：此帖是范仲淹为友人所制道服撰写的赞文，也是范仲淹唯一传世手迹。此帖为楷书，行笔瘦劲，风骨峭拔如其人，诚得王羲之所书《乐毅论》笔法。卷中宋印鲜艳夺目，北宋文同之跋亦极罕见，张伯驹见此真迹食不甘味。为此张伯驹变卖部分家产又加以举债，以110两黄金才将《道服赞卷》收归己有，因此，手头也日益拮据起来。这一夜，张伯驹久久不能入睡，一是兴奋，二是考虑上哪里弄那么多金条!

为能尽快得到《游春图》，免得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思来想去，最后张伯驹决定只好忍痛将自己位于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房院出售，这可是一处豪宅，原为大清太监李莲英私邸，这也是张伯驹最有价值的家产了。里面有四五个小院子，花草、果树、芍药、牡丹都有，好几个会客厅、长廊，一向追求雅致生活的张伯驹十分喜爱这所宅院，但为了购买《游春图》，张伯驹已顾不上考虑其他了。经过与相邻的北平辅仁大学几经讨价还价，张伯驹忍痛将豪宅易主，最终以2.1万美元出售了。张伯驹又将美元换成20条黄金，因不是港条、成色差，还是凑不够事先商定的黄金两数。怎么办?潘素看到张伯驹真是没办法了，她便打开自己不轻易打开的箱子，拿出一包一包的衣服，从箱子底层取出一个包裹，一层一层地打开，缕缕金光闪射。她用手抚摸着心爱的首饰，看了一会儿，又一层一层地包好，递给丈夫说：“差人去把它卖掉吧。”伯驹忍痛又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到了约好的成交之日，张伯驹、李卓卿同到马保山家办理手续。李卓卿又请来自己的一位会鉴别黄金成色的黄姓亲戚，对金条进行成色鉴别，以试金石验之，因其成色太差，只有足金130多两。最后，张伯驹答应尽快想法补齐，并由马保山担保，李卓卿才亲手将展卷交给了张伯驹，至此，《游春图》才最终为张伯驹所购得。后经几次补交，到补足170两黄金时，历史的时针已指向1949年初，此时北平已和平解放了，新旧交替，社会快速变革，穆蟠忱、马霁川已无暇顾及旧账了，张伯驹这才不再补交黄金了。直到1970年的一天，张伯驹在北京见到马保山时还问当年购画所欠的黄金怎么办?马说：“形势变了，对方完了，我也完了，你也完了，这事全完了。”说完，二人相觑大笑。为答谢马保山，潘素又绘山水画一幅相赠，夫妇还与马合影留念。1980年，张伯驹又书嵌名字对联一副送马保山，再示谢意。其联语是：“宝剑只宜酬烈士，山珍合应供饕夫”。把马保山的名字借谐音嵌入其中，颇具张伯驹的天真和书生气。

张伯驹忍痛卖掉弓弦胡同的宅院后，一家人又搬到早年买下的一处住宅名叫承泽园的宅院住下。尽管买下《游春图》是艰辛备尝，但他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欣慰和喜悦，很快就把自己的住所更名为“展春园”，一是为了纪念，二是以此表达对此件国宝的珍爱。就在展春园里，张伯驹每日里还给自己定了一门功课，就是把他所收藏的书画进行整理编目成书，定名为《丛碧书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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