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广州蒙难罕见史料现身保利春拍

鳞爪者，片麟只爪，存之点滴也。我们今日有幸目睹的这一批史料，得益于时任孙中山秘书林直勉先生的旧藏，而他作为“广州蒙难”事件亲历者，将自己珍藏的这一批档案以“史料之鳞爪”冠名，可谓贴切。

林直勉先生在其回忆文章《史料之鳞爪后》当中提到：“(余部)间道赴香港，另图讨贼，濒行，于夜深，将文件暗碎江中，只留单据，先集于报章，由沙面寄港，辗转流至余寓，展读之，尤足令人慨然悲愤。”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除了我们如今所见的这批史料，其他所有关于孙中山先生亲历“永丰舰事件”的档案文献以及第一手材料已不存于世，此二册堪称研究孙中山与“永丰舰事件”的孤本文献，价值不可小觑。早在1930年，本批文档即被视为珍贵文物在广州第一次文物展览会展出，后辗转由日本友人木村禧一收藏；1985年，中华书局《孙中山全集》影印出版其中部分原稿。

本批文献涵盖孙中山先生1922年“广州蒙难”期间，于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指挥戡乱时，与众亲随及各军舰长官、副官之间往还之军令请示、军费批示、行动命令等，涉及人物繁多，其时广州都督胡汉民、陆军次长程潜、海防司令陈策、永丰舰长冯肇宪、楚豫舰长招桂章、福安舰长林若时、舞凤舰长袁良骅、永翔舰长丁培龙、同安舰长欧阳琳、豫章舰长欧阳格、广海舰长黎鉅镠、广金舰长陈锡乾以及国父亲随蒋介石、居正、马伯鳞、陈群、黄骚等人皆在其中，共百八十纸，合为二册，上册为孙文亲批手令，下册为往还单据，卷帙浩繁，内容累硕，保存完整，前有陈达夫先生题签“史料之鳞爪”，后有亲历者蔡廷锴、胡汉民、胡文灿十数年后之慨然观感。

祸起萧墙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三点，在广州城内，粤系军阀陈炯明授意其部下粤军总指挥叶举、粤军司令杨坤如、粤军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等率军四千余人，包围并炮击观音山粤秀楼总统官邸，发动了一场震惊的军事政变，他们所要驱逐的对象，正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同盟会领袖，时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根据林直勉先生《史料之鳞爪后》中之观点，粤军“逼宫”，旨在迫使孙文下野，而并非击杀，加之粤军中有军官提前向海防司令陈策通报，故孙中山得以于事变前两小时由总统府安全撤离，登上泊于珠江的永翔舰。6月17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并于之后率海军戡乱，漂泊于珠江水面上五十余天。这一历史事件被后人称为孙中山“永丰舰事件”、“广州蒙难事件”或“六·一六事变”。

拨开陈炯明兵变的表象，导致陈、孙反目之根本原因，当是二人在主义上的分歧，以及革命军队指挥权之纷争。作为护法运动的革命功臣，陈炯明虽为武官，却一直坚持“保境息民”的政策。1920年，陈炯明按孙中山指示，率粤军由福建回师广东收复广州，并邀请孙中山、伍廷芳等由沪返粤主政。其后，孙中山将粤军改编为其直辖，这在粤军中、高层将领阶层造成了极大震动，也为广大粤军官兵其后的反孙拥陈埋下了伏笔。此外，当时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与陈炯明的政治主张相符合，也是导致孙、陈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联省自治”是倡导效仿美利坚式的联邦制政体，最早由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提出。1920年7月，由湖南督军谭延闿率先响应，主张“还政于民”、“湘人治湘”，并通电全国，而后响应者甚众，奉、桂、粤、赣、云、贵、川、滇等多路军阀纷纷表示支持，广东陈炯明亦在其列。而孙中山则认为，只有依靠武力打倒军阀及其背后列强，统一全国后分权以县制，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推动民主，所以保留军阀，仅靠联省自治，是无法达到目的，联省自治只是倒果为因之举。之后，1922年夏，孙中山于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欲西进江西，而陈炯明则主张“暂缓军事”、“先立省宪”，在财力与军力上均不予支持，使得二人争执再起，加之其后的“邓铿遇刺事件”为导火索，最终使孙、陈二人反目。

作为20世纪初粤军高级军官中的栋梁之才，邓铿兼备文韬武略，屡被孙中山委以重任：1920年，孙中山在筹备第二次护法运动过程中，曾尽遣粤军精锐组建粤军第一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前身)，任邓铿为师长，兼任粤军参谋长；1921年底，孙中山建立北伐大本营之初，曾命邓铿于后方筹备粮饷。而当1922年初，孙、陈紧张关系愈演愈烈之际，3月21日，邓铿由港返粤时，于广九铁路大沙头站遭人开枪暗杀。邓案的幕后凶手，历来众说纷纭，国、共两党官方历史观点一致认为是由于邓铿支持孙中山北伐，导致陈炯明使人将其暗杀；参与过黄花岗起义的莫纪彭则认为，邓铿与陈炯明为惠州一带同乡，从惠州起义起，便追随陈炯明征战，陈部高级将领又多出自草莽，唯邓铿一人接受过正规军官学校教育，故陈炯明没有暗杀的理由，加之邓铿曾于广州大力禁毒，毒贩对其恨之入骨，致其死命，不无可能。虽然邓铿之死究竟为何人所为，至今仍无定论，但该事件的发生，确实成为了陈炯明兵变最直接的催化剂。

风雨同舟

林直勉先生在其亲笔文章《史料之鳞爪后》中，甚为详尽地描述了孙文先生和众多幕僚、亲随在“广州蒙难”期间的艰难困境与卓绝表现，我们不妨籍由林先生文章，管窥“事件”梗概：

“十一年六月逆贼陈炯明叛变后，迄今八年矣(写于1930)，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偶于和鸿余君寓故纸堆中，得此八年来未尝或忘之墨迹，为之噩然。忆陈逆叛时，余随大总统孙公蒙难，奉命任大本营行营秘书主任，兼主会计，日侍左右。孙公在舰，几经磨折，几经艰辛，坚持至五十余日，舰队炮弹多存“海圻”旗舰。而海军司令温树得中途挟之附逆，饷粮则仅新印成之二角五角小纸币，约二百万元，随二三同志自港筹汇港币毫洋及规定行使琼州分行之五元十元旧粤币，然其数量无多。新印成之小纸币又被逆等宣布取消。至是，饷弹俱形缺乏，几穷于因应矣……孙公朝蒙难，而彼等夕俯首以降矣。尚何望其于艰危之际仗义杀贼与？独海军陈策、冯肇宪、招桂章诸将士(某山东士兵最忠勇善战)不付势，不变节，效死不顾，力与逆抗，不以饷穷弹缺而稍妥其心。实倍苦而尤难能者，舰队孤立中流，四方受敌，或遭要塞炮击，或被水雷轰炸。某也，奉命御陆路之敌，不旋踵而阵亡。某也，奉命攻炮垒，不旋踵而陷于贼。至顷刻必须之煤及未，非籍美、德、日诸良友百计筹措，辗转运输，无以为继。被伤者、卧病者、非间接设法，无以得医药。此零篇断简凡一百八十页，字字毕现当年险恶艰困之状，非几经周折莫能存至今日。盖北伐军回师讨逆战败北江时，孙公患肝癌，波及眼内血管，肿痛目甚，不能久支，于八月中旬离舰赴沪。”

“永丰舰事件”另一亲历者胡文灿，曾于1940年为《史料之麟爪》敬誌跋文一篇，内题：“十一年(1922)六月陈炯明叛变，总理蒙尘舰上。其时，蒋总裁介石先生随侍总理战乱讨贼，而广东海防司令陈策同志在总理、总裁指挥之下率舰固卫，排大难，应钜艰，卒能扫荡逆氛伸张党纪，厥功殊伟。予对于斯役，曾效微劳。故知其事，颇评兹披阅。斯篇怆怀往事，盱衡国难，丞望吾辈感奋兢惕，一本以往之革命精神，在总统领导之下，努力迈进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以慰总理在天之灵。愿与亲爱之同志共勉之。”

历史影响

孙中山“广州蒙难”事件，可以说是对整个近现代史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孙中山在经历了此次“蒙难”之后，其政治主张由最初的“民族、民权、民生”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转变，表明其政治斗争的重心已由推翻帝制向建立共和倾斜；对于各派系军阀的彻底绝望，使得孙中山意识到拥有一支强悍而立场坚定的军队，培养一批忠实于信仰又勇于献身的基层军官，对于革命而言，已是迫在眉睫；而共产党于孙文避居上海时期对其所给予的各种帮助，则更加坚定了其“联俄联共”之决心。在多种条件的共同作用之下，1924年6月，黄埔军校于广州长洲岛创建，而日后的国民党总裁，自1924年至1949年一直出任黄埔校长的蒋介石，其上位与“广州蒙难”事件有着极大关联。

在“广州蒙难”事件之前，蒋介石本在奉化故里守制，6月18日，孙中山一纸急电召蒋介石南还，同日，蒋又收到汪精卫等人电文。面对如此局面，蒋介石决定立即动身，29日，蒋介石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和。在其后的40余天里，蒋不仅成为了国父的贴身近卫，还多次在一线指挥战斗，并未国父出谋划策，这让孙中山发现蒋介石在军事领域有着超乎常人之处。而在事件发生一月后，蒋介石更以《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讨得孙中山欢心。《蒙难记》一书中按天记事，但不乏偏颇夸大之处，如林直勉认为粤军在进攻之前有人通知，其意在驱逐，并非加害，而蒋介石则号称粤军悬赏20万以击杀总统。但由于该书由孙文作序，这令蒋介石顿时成为了国府红人。

除了孙文、蒋介石，“广州蒙难”事件同样影响了宋庆龄，孙、宋二人的结合，在此事之后，被国民党诸多元老认可，毕竟患难见真情，年轻的宋夫人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但也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子女。在何香凝《我的回忆》、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中，都提及了宋庆龄在避难过程中由于奔波和惊吓过度，导致小产，这是她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直至1925年孙中山去世期间，二人唯一的血脉。当然，这只是坊间的侧面描述，孙文、蒋介石、林直勉以及宋庆龄本人在事后似乎都对此事讳莫如深。

结语

相信这批珍贵文献的面世，必将补足一段空白，对近代政治史、军事史乃至经济史的研究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我辈有幸观之研之，与有荣焉！

透过这批文献中的信札、领条、收据、纸币、印鉴等，我们触碰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也读到了历史的凝重与先辈们的付出。如今，血雨腥风、金戈铁马早已离我们远去，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下，我们也很少再说起革命的惨烈与牺牲的崇高。作为历史长河中微乎其微而又举足轻重的一份子，我们的一举一动组成了历史也改变着未来。回首往昔，反观现下，“修齐治平”姑且不论，唯愿不要辜负各自肩上的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