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描人物画 人物画之根基

白描人物画，是以单纯的线条勾勒作为造型手段，借线的粗细、长短、曲直方圆、轻重缓急、虚实疏密、顿挫刚柔、浓淡干湿在造型上生动运用、有机结合，表现形体的质量感、体积感、动态感和空间感，区别于西方以色彩、明暗来表现物体的方法。

无论是工笔人物画还是写意人物画，他们都是以线构成，故白描人物画不仅可以独立存在，也是人物画的基础。

谢玉玺四尺竖幅作品《关圣帝君像》140*68*1

1949年出自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图》和1973年出自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御龙图》是现存最早的独幅人物画作，由此可见，先秦时期，运用线条来塑造人物形象，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可以认为画线描人物的传统风格已经形成。

到东晋前后，卷轴画已经出现，绘画开始成熟，例如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这两幅画中所用的线描已由过去的粗拙简单发展到圆润挺秀的笔法，那种“青云浮空”、“流水行地”的紧劲连绵的线条已具风格化，被誉为“春蚕吐丝”。顾恺之的“传神”之说和与南朝宋宗炳的“畅神”之说，代表着当时的美学思想。东晋的绘画和理论给隋庸、五代，两宋的绘画出现全面高峰，奠定了基础。

唐代是线描人物画繁荣、鼎盛时期，在绘画题材方面倾向面对现实，佛教画也侧重世俗化，技法上意向求巧;这一时期人物画不仅大家辈出，线描人物技法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阎立本在《历代帝王图》中，以刚劲而厚实的长线刻画出一批封建帝王自持、骄矜、贪婪、淫威等个性特征。张萱、周仿在他们的《捣练图》、《簪花仕女图》等作品中使用的遒劲纤细的铁线描，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妇女的“丰颐典丽、雍容自若”的形象，人称“倚罗人物”为工整艳丽的重彩人物画开创了新风格。

唐代人物白描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以民间画工为主力的壁画创作中，其规模的宏伟壮观，手法的丰富多彩，至今还保留在誉满中外的敦煌壁画及藏经洞绢画、唐墓壁画之中，让我们叹为观止。

五代时期，顾阂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有名的传世佳作，堪称五代人物画最高成就。周文矩，在五代人物画家中功力深厚，他的《宫中图》计十二段，描写宫廷妇女悠闲而又平静的生活，她们或弹琴鼓瑟，或梳妆打扮，或戏花弄蝶，或同儿童嬉闹，画中人物衣纹多为“战笔”、“瘦硬战掣”，设色简淡明净、神寓其中。

宋代人物画创作的题材广泛，仕女、圣贤、僧道、田家、渔户、牧民、婴戏、历史故事;在人物画性格的刻画上，注重“写心”深度;在形象结构把握上，注重眉须神色的微妙变化，使白描人物画表现力更加准确生动。

用简略的笔墨，去描绘丰富的内容，这是画技巧上一向主张——突出主题和高度概括的表现方法，使白描人物画在这一时期成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独立画种。

李兰君八尺横幅作品《金陵十二钗》29*254*1

元代由于民族和阶级矛盾日益深化，士大夫在山水、花鸟画方面遗兴的文人画飞速发展。这时的人物画的确走入了低潮，像唐宋那样反映现实社会的风俗画越来越少，唯有民间画工仍不倦地从事着壁画的创作。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是其杰作代表，三清殿中的《朝元图》壁画最为精彩。其形象夸张浪漫，线描奔放有力、设色浑厚华滋、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形成了特殊的艺术风貌。充分体现了民间画师们的杰出智慧，也生动地说明了植根于人民大众的线描人物画的强大生命力。

明代由于社会因素，文人画相对有所发展，人物画虽不如山水、花鸟之盛，但不容小觑，人物画以继承前代传统为主，或白描、或工笔密丽、或水墨点染、或用线质朴。绘画题材除历史人物外，士大夫与仕女居多。戴进人物用铁线描间亦用兰叶描，行笔有顿挫;吴伟用线细挺，重在传神，唐寅人物画行笔秀润、设色浓艳;仇英则摹古法，精细认真且能传神。

陈洪绶，明代杰出人物画大师。他的人物画多取本朝和古代故事，神仙佛道等，是版画史上的光辉，也是人物白描的杰作。

清代人物绘画一度出现衰落景象，从题材方面不是扩展而是收缩了，技法风格方面缺少新的进展，许多绘画脱离实际，代之为生硬僵板和纤弱的风格。然而作为跨越两个世纪的漫长时代里也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画家。

黄慎，号瘿瓢子，善画人物，初师工笔画家上官周，后从唐代书法家怀素真迹中受到启迪，用狂草笔法入画，转入用笔挥洒一路，所写人物多取材历史神话故事、佛家及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有时画流浪乞丐、牵夫、渔民等。衣纹线条，兔起鹘落，变化多端，往往寥寥数笔，以简驭繁，即能形神兼备。

鸦片战争之后，海上三任——任熊、任薰、任颐的出现，人物画的颓势才为改观，其中任颐(任伯年)影响最大。

任伯年是我国近代绘画史上杰出画家之一，作品个性鲜明、风格独特，洒脱、新颖、雅俗共赏，是我国古代和现代绘画的一座桥梁。他来自社会下层，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正义感，虽然他的人物画尚未脱离传统人物仙女的范畴，但民族、家国的忧患，使得他的作品有了激情和深沉的精神，他反复描写《关河一望萧索》、《风尘三侠》等题材是前人未曾深刻表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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